刘家和：清代的学术

本文摘自《困学卮言：史学家刘家和先生的学术和生活自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我住在西单附近的时候，曾经每天黄昏去逛旧书店，或“蹲书摊”，作为休闲。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非常关注清代学者的年谱，每遇到这类书，总要翻看，甚至重复看。通过阅读他们的掌故，我对清人的学术研究以及目录学有了深一层的了解，这些知识深化了我的研究工作。

清代大学者的著作，都有人做过校对。校对者不是普通人，而是大学者的高足。让弟子承担校对，就是培养后继之人的过程。

《尚书》中的《汤誓》可以认为是真的，《汤诰》是伪的。凡是司马迁看到的先秦文献都算是真的古文，是春秋时期的人根据口传整理出来的。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和俞樾的《群经平议》对读《尚书》非常有帮助。王引之的分析让人读起来最“过瘾”，俞樾的评议还有些穿凿。

章学诚自称不讲门户，实际上他最讲门户。现在对章学诚评价太高，不太符合实际。他是个悲剧，他看到清王朝的弊病，有心改变，但学问不够，还很自负。他的思想远不如王船山，与西方学术更是无法相比。当时康德的历史理性理论已经出来了。

戴震对章学诚说，他对理学很反感，因为它束缚人性。章学诚认为戴震是两面派。戴震说，学问有两种，一种是抬轿子的，一种是轿中人。你们只看到我做抬轿子的学问，你们不知道我是坐轿子的人。……戴震五十四岁去世。

崔述（崔东壁）是辨伪大家，非常自信。他怀疑一切，只相信“六经”（其实是五经），经以外的传，一概不信。他重视客观证据，决不凭主观成见，人云亦云。他在《考信录》里提倡学者要有“老吏决狱”的能力，一眼看出问题所在，这样的能力，就是先见。我们既不能缺少先见，也不能为先见所障蔽。

崔述在《崔东壁遗书》中说，他小时候，他爸爸让他读书，每本书读一百遍，然后再让他背。这样就把书的内容记得烂熟，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现）”。其实，在理解的基础上背，效果会更好。

廖平的学术被称为“六译”，我只读他的前四译，后面的两译是有关谶纬的。

人生，不能以现在的地位高低来衡量成功与否，每个人有自己的性格、自己的活法，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最重要。清代很多学者都说明了这一点。很多有学问的人，都是从官场退下来之后取得学术成就的。赵翼被派到广西去镇压暴乱，他办了主犯，放了从犯，结果遭到降职。他因此借故辞官，回家养老母。从四十四岁到八十八岁去世，每天读《廿四史》，做功课，很消遣。钱大昕、王鸣盛都有类似的经历。他们这些曾经做过高官的人，在地方上无人敢欺负，经济条件也很好，可以专心读书。

阮大铖是明朝末年的佞臣，清人入关后去世。南明之所以灭亡，有一大原因就是像阮大铖这样的小人当政。但是，这个人也是一位文学大家，著有《燕子笺》和《春灯谜》等戏剧作品。我清楚地记得牟宗三先生给我们讲的有关阮大铖的故事。阮大铖小时候，笨得要死，还贪玩。他家里有钱，请老师在家外一间专门学习的屋子教他。不管教他什么，他都学不会。中午休息，老师趴在桌子上打盹，他就溜出去玩。有一天，老师生气，打盹时，把桌子移到门口，堵住了门。他很笨，不知道从桌子底下钻出去，就只好在屋子里等老师醒来。老师和家长都认为这孩子没出息，学不出来。有一天放学后，他没有回家，家里人很着急，直到月亮出来了，他才回家。家人问他干什么去了，他说作诗去了。他爸爸嘲讽地问，你能作什么诗？他妈妈说，你让孩子说。阮大铖就说，他在路上看到池塘边有人用罾（罾就是有十字架支撑的网，将它放在水中，看到鱼虾进入网区，立即扳动罾，捕获鱼虾）钓虾。他说他只写了两句，第一句是“虾子鱼儿无一个”，他爸爸一听就气坏了，骂儿子写出这样的烂诗。他妈妈鼓励他说第二句，儿子说：“只扳明月两三罾。”这是写人们在钓月亮，比起钓鱼虾，境界高多了！父母对他顿时刮目相看。从此以后，阮大铖开窍了，后来在文学上越来越有成就。

惠士奇在广东做官时，广东天气热，但他白天都要穿着官服，戴着纱帽。一下班，把门一关，脱去官服，光着膀子，开始背《汉书》。他的学生在门外听着。惠士奇很投入地背，一遍一遍地背。这样的功夫，看起来很笨，但背到一定程度，脑子里的东西足够多了，人脑就变成了电脑，效率就来了。检索速度很快，联想能力很强。有效率必须要有联想力，看到一个东西能够很快联想到其他东西。效率来自多方面的准备，来自多方面的训练。读书如果能够“里应外合”，就能提高效率，这也是知识结构的问题。同样是看人“扳罾”捕捞鱼虾，你如果有多方面的积累，当接触到新材料或者读到别的书时，你就能够里应外合，就像阮大铖说的“只扳明月两三罾”。

清人在目录学方面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对治史的学者来说，掌握目录学知识是必要的，近代学者非常注重这方面。邓广铭先生曾指出，治史学有“四把钥匙”：年代、历史地理、职官制度、目录学。其中目录学是搜集史料的门径。邓先生受教于陈垣先生和傅斯年先生，他的观点肯定受到两位老师的影响。陈先生是史料学大师，傅先生更强调：“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傅先生的观点有点偏激，史料毕竟不同于史学，二者应该分开，但强调史料对于史学的重要性是对的。做学问要从学习目录学开始，学目录学，不能不读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余先生在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发现其中有很多错误。这些错误也许是《四库》的编者们因乾隆急于成书而草率不求精所致。余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中纠正了他所发现的错误。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也从别的方面补足《四库全书》的内容。张之洞此著是为了回答年轻人应该读什么书的问题。近人范希曾作《书目答问补正》，纠正原书的错误，又增加了张之洞以后一些书的新版本。值得注意的是，《书目答问》有《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附在正文后面。姓名略为什么重要呢？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万章下》）姓名略记录了一些有关著述家的掌故，给读者提供“知其人”的背景材料。除姓名与流派以外，姓名略还介绍了其他方面的内容：有些人没有著作传世，但其论述散见于他人著作中；有些人不专一科，兼治经学、史学、小学；等等。

孟子提倡的“颂其诗，读其书，知其人”尤其受到明清两代学者的重视，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黄宗羲的《宋元学案》（黄未做完，全祖望接着做），李集的《鹤征录》（李集未完成，其子李富孙、李遇孙续写），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等，记载了大量的掌故。近代学者柴德赓的《识小录》与其他文章，也以掌故为主。通过这些掌故，我们可以了解著述家的知识结构、学派传承，著述的背景，以及他们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他们的学术观点。

乾嘉学派中，吴派的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祖孙三人成绩斐然，但三人的思想却不同。惠周惕思想比较保守，维护清廷的统治，学术上尊汉学也尊宋学；惠士奇和惠栋政治上有反叛倾向，学术上反对宋学。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和钱大昕的《惠先生士奇传》记录了一些他们的掌故。雍正针对官员的贪腐设计了一个方法，名为“宰肥鸭”。他在官员贪腐到一定程度时，或没收其家产，或令其自费修城治河。惠士奇在广东做学政，名声很好，但返京后雍正令其自费修镇江城。惠士奇散尽家产修城，资金仍不够，没有完成，被雍正罢官，直到乾隆时才重新被任用。钱大昕认为惠士奇是被冤枉的。惠士奇的经历与他反宋学批程朱不无关系。江藩《宋学渊源记》记载，惠士奇（一说惠栋）将手书楹帖“六经尊服郑（服虔和郑玄），百行法程朱（二程与朱熹）”，挂在堂前柱子上，以表示尊崇汉学与宋学的立场。然而，这很可能是给外人看的，是护身符，并非惠氏本意。李集的《鹤征录》记录了惠栋惊人的记忆力，并赞赏他的名言：“宋儒之祸，甚于秦灰。”戴震、阮元等清儒都有批判宋学的言论，这是因为时代的变化，与雍正利用程朱理学杀人不无关系。戴震指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阮元反对宋明理学对儒家经典的曲解，提出“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的主张。

柴德赓先生研究清代学术和学人掌故，他认为：钱大昕处事小心谨慎，但他能与不可一世的戴震交往，因为二者都不满宋学。汪中与章学诚水火不容，但与钱大昕则关系很好，也是因为汪、钱讲经学常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而发。同样，钱大昕、汪中在著作中不提拥护程朱的章学诚，他们关系疏远，肯定与观点相悖有关。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篇》中将谤君的人视为“名教中之罪人”。柴先生发现，“名教罪人”是雍正喜欢使用的字眼。雍正兴文字狱，年羹尧奉旨自杀。年案波及钱名世，雍正亲笔写了一个“名教罪人”的匾，令钱名世挂在自家门上，以羞辱之。章学诚使用“名教中之罪人”一词，明显是在维护“以理杀人”的礼教。柴先生明确指出：“了解一个人的思想，从议论上去找以外，还有无声之声，要在细心读书才能发现。”这里的“无声之声”就是指掌故之类。

想要了解古代都有什么书，大家都会从清人纪昀主编的《四库总目提要》入手。这部书的优点是有目有录，不仅有作者及其著作，还有作者生平介绍、著作内容评价；对不宜收入的书，只保留书名，略附提要，称为《存目》。其缺点是分量大，二百多卷，而且乾隆四十六年以后的书没有收入。后来纪昀又编了《四库简明目录》，缩减到二十卷，删除了《存目》。《四库简明目录》过去广为人知的只有两个版本：邵懿辰的和莫友芝的刊印本。后来黄永年先生在旧书店又发现了朱修伯的传抄本。朱本因此出版，由顾廷龙作序，黄永年写前言。这三个版本各有千秋，相互补足。

版本质量的高低，取决于注释者和校勘者的知识水平和学术水平。有些书不仅涉及的方面广泛，而且包含了非常专门的知识，比如《尔雅》。《尔雅》“释诂”“释言”“释训”解释字义，“释亲”“释公”“释器”解释亲属称谓和生活用器，“释地”“释丘”“释山”“释水”解释地理，等等。《尔雅》与《说文》不同，前者根据语境解释字义，后者不重视语境。清代学者研究《尔雅》的著作不下二十种，其中邵晋涵、郝懿行的注释是佼佼者（张之洞认为“郝优于邵”）。校勘四库这样的涵盖广袤的类书，没有多年的知识积累是不能胜任的。传统的知识结构中，许多部分是相关联的。比如，历法与天文，不知天文，就不知历法；历法又与音乐搭在一起（《汉书》有《律历志》）；天文学（astronomy）又与占星术（astrology）纠缠在一起。这些有关版本的知识，学人不可不察。

清人朱一新在《无邪堂答问》中提出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他指出，掌握目录学知识，所有书商都可以做到，“何待学者乎”。对书商而言，学习目录学为的是获得经济收益；对学者而言，掌握目录学为的是提高研究水平。如果不将目录学知识应用在学术研究上，学者与书商无差别。要研究，就必须要发现问题。从实质上说，目录学就是分类的学问，而分类的标准离不开逻辑学。中国历史以典籍浩瀚闻名于世，众多的典籍必然发展出图书的分类。我们可以问：中国古代的目录学是以什么为分类标准的？其分类标准是否符合逻辑？

中国古代对图书的分类，一直没有严格的标准，或者说缺乏统一的分类标准，从先秦到清代都有这个问题。从《庄子·天下篇》和《荀子·解蔽》对先秦诸子的评论来看，区分诸子的标准不在学科，而在学派，这样的分类很容易将不同学科的著作混杂在一起。汉代的司马谈继承了这一分类标准，他的《论六家要旨》更是认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诸家的主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治”。其实，从学科上看，这六家很不一样；从主旨上分析，各家也不尽相同。《汉书·艺文志》记载刘向的“七略”分类，即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外加目录。这样的分类大有问题，诸子类怎能没有兵书、术数、方技？当然，这与汉成帝的干涉有关。刘氏将诸子分为九流：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这仍然是按照流派区分的。依据刘氏，诸子出于王官；诸子之分，在于他们所守或职能不同，而不在于学派的观点不同。因此，刘氏的分类，兼流派与职能，标准不统一。另外，按照职能的标准，刘氏认为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但是先秦诸子，除道家以外，无不周游列国，冀以被国君任用。对农家的划分也有矛盾，将倡导“君臣并耕”的思想流派之农家与介绍农耕技术之农家混为一谈，明显缺失标准。到了清代，分类标准仍然存在问题。《四库全书》将儒、释、道三家合并到子部，使子部类的书驳杂不一；还将先秦道家与汉代以后形成的道教混在一起，不合情理。这是根据什么标准分的呢？《四库提要》子部总序断称，“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这意味着，史部、集部中全无立说之作。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如何解释？中国传统追求的“立德、立功、立言”的“立言”如何解释？

过去研究目录学的学者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都忽略了目录学中的分类标准这一问题，这也许与时代的局限有关。今天我们学习目录学，应该与时俱进。严密逻辑是人们思维的正确方式，更是学者的必要工具。目录学，首先是分类；分类，首先是逻辑。我们做研究，必须将逻辑规则应用到方方面面，不止目录学。

清末的王闿运，科举出身，很会写对联。他曾经在曾国藩的幕府工作，活到民国。袁世凯死后，他写了副挽联：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还有一副：

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