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四十条》：胡同串子等待“鸽多”

“东四十条”，是北京的地名，也是4月8日上映的电影《东四十条》两个主人公的名字。

《东四十条》海报

东四（杨凯航 饰）和十条（钱赓 饰）是两个租住在北京胡同里的外来年轻人。无所事事的他们，偶然在胡同里看到一张悬赏重金的“寻鸽启事”，开启了历经四季却一无所获的寻鸽之旅。

电影里有句台词说，“鼓楼里面的人，比别人多了几年青春”。该片的两位导演阿毛（覃牧秋）和大豆（詹涵淇）就是流连其中的两个。而“鼓楼”也远远超越了北京的地域局限，如同每个大城市都会有的一方精神坐标。

《东四十条》中的重要地标，鼓楼

至于这部电影，缘起于两位导演在因疫情停滞的那段时间里，对自身虚无感的“反抗”。他们找来没有涉足过电影行业的朋友们组了个“草台班子”，每个人都身兼数职，以玩游戏的心态断断续续拍了一年，过程放松到主角始终都没意识到自己演了个电影。

结果这部作品成了2023年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爆款”，在影院里赢得阵阵欢呼、笑声和掌声，最后将“费穆荣誉·评审荣誉”和“青年评审荣誉·特别表扬”收入囊中。

荒诞又日常的北京胡同City walk伴随着两人驴唇不对马嘴的Prattling talk，松弛中又带点扎心的当代青年生存实录跃然银幕之上。影片外层是荒诞糖衣，内核是时代情绪，而两位导演形容《东四十条》是一部 “口香糖电影”，“多嚼一嚼，会尝出不同味道。”

电影《东四十条》海报

卡住的人，去找鸽子

2021年夏天，生活在鼓楼附近的阿毛和大豆在东四的一个胡同里偶遇。两人吃了棒冰，唠着废话，碰巧遇见胡同里张贴着一张寻鸟启事——一只走失的鹦鹉，赏金5000元。

这让两人当即觉得有点滑稽，“找一只鸟，也太虚无缥缈了吧？”笑完之后又有几分叹息，“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的生活，在别人看来也是很虚无缥缈的。”

电影的起点，是这份寻鸟启事

那个阶段，整个世界都“卡”在一种非正常的秩序里，大豆和阿毛也难免有些焦虑。于是他们开玩笑地说，要不就拍个电影，讲两个人在胡同里找一只悬赏的鸽子，找了一整年。

这个过程呈现出来，像一部胡同版的“等待戈多”。两个男主角絮絮叨叨地穿行在胡同里，有时在草地上看天，有时坐在公厕门口发呆。闲谈中充满文艺青年的奇思妙想，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至于鸽子到底在哪里，就和戈多明天到底会不会来一样，没有答案。那种“无聊”，恰似创作者对生活的感知。

“东四”和“十条”

“当时我们觉得自己的生命需要做一件事来刺激。”拍电影的过程，像是两个导演自己也在“找鸽子”。剧本写了十分之一就开拍了，核心创意是要去找鸽子，至于中间具体的过程是什么样，会遇到什么人，这是在之后一年的时间里，和朋友们一点点摸索的。

两位导演大豆（左）和阿毛（右）

很多灵感来自酒局，但看起来是非常随意日常的台词，其实经过精心的打磨。“我们是先写好一个版本，再约两三个好玩的邻居，请大家去路边喝个酒，一边喝酒一边念本子，一句句往下推，根据他们的说话方式，改成比较好笑的版本，再让演员去排练。”大豆这样介绍剧本的写作过程。

影像创作，对于二位是不陌生的。他们在广告行业摸爬滚打多年，自称“影像丙方”，虽然同样是拍东西，但阿毛觉得拍电影“逻辑上很不一样”。这让他们时刻警惕自己成为“自嗨型创作者”，大豆说从打磨剧本的阶段开始就广泛地向周围朋友征询否定意见，“如果他们觉得情绪化或者自我表达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就果断去掉。”

身边不少做广告导演的同行，抱着终有一天要去拍一部电影的梦想，阿毛和大豆甚至觉得“有点没法理解”——“他想做这件事儿是先行的，然后再去寻找表达欲望。对我们来说，是特别想表达一个事儿，想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是通过画面去呈现出来的话，它应该是个电影。”电影不是目的，不过是表达欲的一个载体，“和写一首诗、一首歌，没什么两样。”

鼓楼社区电影

阿毛像电影里的人物一样，经常发呆，说一些有的没的话。身边的朋友都会觉得他的笑话好笑。但有一次他和另一个圈子的人说一样的话，发现自己讲的笑话凉了。

在鼓楼，有一群人之间存在着一份奇怪的默契，还有许多奇怪到过于有意思的人，都被放到这部电影里。参与电影的人，多少都够格贴上“文艺青年”的标签，又有别于传统文艺青年的刻板印象。

来帮忙的朋友，不要片酬、足够无聊，不了解“市场行情”，大豆还发现一个有趣的共同点——“他也不关心演什么角色，或者你到底在拍什么。”比如主角钱赓，面对邀约欣然接受，“他没有一个需要去筛选、判断，再考虑做不做的过程。”就像上学时找朋友说，周六出去玩，“朋友会直接答应你，也不会问你要去哪。”

“就地取材”工作照

后来有一场放风筝的戏，阿毛想起一个曾说过自己很擅长放风筝的朋友，但他是上班族，面对这个邀约思前想后犹豫纠结。“他们就会问你这个片子关于啥，自己过去要干啥之类的问题。但当时我自己都没法回答这些问题，我就是很单纯地因为之前他说过，他擅长放风筝，所以找他。”

这让阿毛确定，鼓楼的人，确实不一样。

朋友们来帮忙拍电影

从平遥电影展亮相开始，两位导演就把这部电影称为一部“鼓楼社区电影”——“由我们住在鼓楼的一群邻居一块拍，主创人员都是邻居，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从邻居中找过来的”。这里的鼓楼，也不是那个北京东二环的物理地域，而更像一个理想时空，“很多不愿意循规蹈矩去生活的年轻人在某一个时间段里生活在这里，构成一个社区。”

大豆和阿毛都有超过10年住胡同的经历，电影里面的景，大多就是主创们日常散步会经过的地方。“出门的成本很低，没有楼上楼下的声音，也进不来车，在城市里显得特别安静。”在这里，老北京、北漂青年和游客，交汇于同一个物理时空，又仿佛有各自的结界。

电影里面的镜头都很常规，因为设备受限，只能用最基础的一些视听语言去完成叙事。复古的4:3画幅，也是导演为了“藏拙”而专门设计的，“一方面胡同狭窄，4:3的画面两边可以留出一些余地，规避掉很多脏乱差的东西，也方便在后期的时候通过裁剪修正画面。”因为没有清场的拍摄，“片子里有很多偶得的东西，很多来来往往出现的，都是胡同里的居民，我们都把它保留在电影里。”

全片践行“胡同美学”

阿毛打趣说，“剧组整体总结成一个字就是穷，处处体现了一种手工智慧”。

电影最终花费的成本仅20万元，在当年的平遥影展上是个相当励志的传说，而实际上大部分钱花在后期制作，在拍摄阶段结束，阿毛把粗剪版本做出来时，他们只花了6万。

“我们没有觉得要拍一个电影，必须要非常多的钱。可能因为也没机会感受有钱的拍电影是什么样子。”大豆回想，这个自然而然发生的过程就是，“我们对于拍一部电影要多少钱没有概念，我们只是想象了一下希望它呈现的样子，拍摄的钱够了我们就出发了。”

当时一张记录剧组工作状态的照片中，大豆跟阿毛把三脚架等拍摄器材就放在共享单车后座上转场，朋友给他们P图，注释为“导演兼制片兼化妆兼服装兼场务兼司机……”

身兼数职的剧组工作人员

在平遥参加影展的时候，大豆神奇地发现，别的片子的片尾字幕人员都是按“组”分的，“什么制片组、导演组、美术组、灯光组，我们一个人就是一个组，甚至好几个组。”为了把幕后阵容写得看上去壮大点，他们甚至把小动物的名字都加上了。

就像电影中东四和十条的对话总是在不经意间消解掉许多意义，大豆和阿毛也时刻践行着某种对崇高感的祛魅。“我们从没有觉得电影特别难或有什么了不起的‘光环’，上学的时候学过艺术概论，学过影像分析，但你说这个东西很‘神圣’，那从来没有，‘导演’只是一个在片场工作的时刻产生的身份。”

拍完电影，之前“卡住”的状态，确实得到了某些缓解。“做这件事之后，我们得到了一种治愈感。”大豆记得，扮演十条的演员钱赓在一天拍摄草地上拨弄气球时，突然对着天空流下眼泪，他说自己在那一刻突然有种“找回生活”的感觉。“对所有人都是这样，通过做这些事儿，好像找到了一种具体地跟生活建立关系的方法。”

扮演十条的演员钱赓

绿色幽默

其实，《东四十条》是一部当代异乡青年精神漫游实录。不同于过往对同类主题的刻板印象，新一代的创作者给出了不同的观察和表达。

来自小县城的大豆，回想自己来北京之前的生活，“物质还可以，没什么压力，但心理上觉得特别辛苦。”反而是来了北京之后，“我可能物质上是比较贫乏的，但就是有一种真正的自由和富足的感觉。”

在传统的北漂叙事中，外来者总是有一种拼尽全力试图留下或融入的属于异乡人的孤独和辛苦，但生活在鼓楼的大豆和阿毛，在这里的感受则不同：“我从来没有在北京有那种很辛苦的感觉，也从来没有说那种拼命想留下来留不下来，或者非得留下来证明什么的执念，我就一直觉得过得挺开心。”

阿毛是广西人，从小长大的过程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谁谁谁去广东打工了。“好像广西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广东打工。大家都想着去广州、去深圳，然后留下来。你一定是有一个梦想，一定要吃苦，最后做出来一个东西，才是一个结局。”阿毛觉得那是上一个时代的事了。而这个片子人物的状态，“还是很能代表当下一部分人不同的状态，去也行，不去也行，重要的是你对生活的体验，而不是一定要有什么结果。”

用当下的时髦话说，东四和十条，可以算是某种City walk搭子，走街串巷的絮叨没停过，但说的话又有些驴唇不对马嘴。对于其中呈现出的某种“已读乱回”的独特对话方式，是创作中试图达成的一种鸡同鸭讲的效果。

在大豆看来，“他们的内心深处是蛮同频的，虽然在语言表达的层面，并不理解对方要做什么，但他们有一种很深的陪伴感。东四一直觉得十条说的东西他全都不懂，但一直为他高兴，遇到每个路人，他都会很骄傲地告诉他们，‘我的朋友是个艺术家，他马上要去柏林了。’这种支持我觉得比表面上的互相理解要更重要。”

东四始终陪伴和支持十条

现代人害怕孤独，也害怕麻烦，所以生活里衍生出适配各种场景的“搭子”。但在鼓楼这个地方，这种文化似乎有所不同。“我们这边是另一种反差，好像不太关心朋友的生活，通常更关心对方的精神世界。”一次一个深圳的朋友问大豆，为什么不关注他们的共同好友结婚这件事情。“我突然意识到，我确实不觉得她结婚这件事和我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说她现在有个什么理想，这件事对我来说就很重要，我可能会跟她聊很久，然后说，我支持你！”

生活里，鼓楼的朋友们来了又走，大豆回想自己的朋友圈子，每年也有个20%的换血率。虽然每次送别的时候也免不了伤感，但因为太普遍，好像也变得挺习惯。而且阿毛现在每年还都会有一段特定的时间，专门去不同的地方找离开的朋友蹭住。

大豆曾经读过关于鼓楼的文章，“以一种外在的视角去审视这批人，就好像走过了一个一个club，推开门往里看一看，就写了一篇文章，去跟人描述这些人是这样，我就特别不喜欢那种感觉。”

作为在鼓楼“蹉跎青春”的八零后，大豆和阿毛的“社会时钟”显得有些掉链子。“青春被鼓楼延长了，思考好像也比同龄人滞后一些。”这种“滞后”带来了一些迷茫，又达成了某种自洽，“要找鸽子的是我们自己，生活停滞卡住的也是我们自己。”大豆说，“我们不是从外部去寻找一个人群，观察解读他们。为什么我们会拍这个电影，是因为我们身在其中，在寻求对自我的认知思索，探索解决。”

《东四十条》剧照

电影拍完，他们对“卡住的人”也给不出什么人生建议，“说实话我们自己也还卡着，‘卡’这个情况太普遍了”，在阿毛看来，身边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卡”——有人工作顺利，经济富足，但相亲十几次，也没有找到喜欢的人；有人考研多次一直没能上岸，有人频繁换工作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事业；有人在老家衣食无忧，但仍对生活感到茫然，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卡’，可能现在赶上时代，大部分人会有一些大‘卡’。”但就是卡住了能怎么办呢？大豆说，先出去跑个步，“也能消耗几百卡。”

类似这样的笑点，电影里有很多。

这是一部可以有不同程度“好笑”的电影，创作者从剧本开始，就精心打磨每一个“笑点”，他们决定电影的笑点一定得是“脱力”的，有更多无意义的冷峻感，“这两个人肯定不是谐星，也没有在抖包袱。大家不是被他们的行为逗笑的，是被这种语言交流之间的落差感和脱力感逗笑的。”

抽象的剧情，有着某种强大的精神内核

电影在正式上映前，有机会去到不同地域的影展做过一些放映，大部分观众的笑点符合预期，“有些我们原来觉得不好笑的地方也笑，我们觉得很伤心的地方也笑，而且每个城市的笑点是不一样的。”去年，大豆有点伤感地发现，这个“北京笑话”在上海放映的时候，观众笑得会更夸张更热烈一些；反而只有在北京，来看电影的人笑得最少，“因为熟悉，可能会更严肃地看待片子，能体会到里面抗争的部分，就比较难以放松。”

不同的观众，可以和电影发生不同的化学反应，对于某些同频的人来说的“会心一笑”，在另一些人看来可能是“奇葩大赏”。“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在拍一个猎奇的片子，但是实际上我们想表现的完全是相反的。”大豆说，“某些密码好像会让我跟有些人分开来，又跟另一些人聚在一起。”

《东四十条》剧照

他们发明了一个词叫“绿色幽默”，“大家熟悉的‘黑色幽默’里面会有一些讽刺、尖锐的部分，但是绿色幽默它是人畜无害的。没有讽刺，我们也不想自嘲，不想给你一个辣的、苦的东西，就像口香糖一样，其实也不是甜的，可能刚开始嚼一嚼，能放松，心情也挺好的，但是嚼着你也可以认真地去感受它，可能会有一点别的味道。”阿毛说。